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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教育
孙蕙:清官廉吏 直谏名臣
2017-10-10 08:59  

清代名臣孙蕙(字树百),任宝应县转而兼理高邮州,凡六、七年,声名显赫,政绩卓著;任给事中则直声朝野,深得康熙帝赏识和嘉许;其以渊博的学识任福建大主考,为朝廷选拔人才,其为国为民的业绩,传为历史佳话。

出身名门望族 壮怀济世豪情

孙蕙,字树百,号心谷,别号笠山,明崇祯五年(1632)生于山东淄川大奎庄,后迁居西笠山。其家世是明清之际当地煊赫的名门望族“般阳大庄孙”(现为博山区)。从明代嘉靖到清代康熙年间,大庄孙氏家族科甲连第,“登贤书者,兄弟联芳”,“耸壑昂霄,累累多人”,短短百余年间,孙家考取了13位举人,7位进士,一位尚书,两位“翰林第一”,100多位贡生,至于监生、增生以及出仕做官的那就更多了。的确是诗书继世、教化淳厚、熏陶深远。孙蕙生母早逝,受教于父、祖少年即有文名。他读书勤奋,才思敏捷,“藻思傅清泉,绮丽颜光禄,振笔走千言,泉涌来万斛”。年轻时卓荦不群,怀抱“他日勋名上麟阁”的济世之志,于清朝顺治十四年(1657)乡试中举,顺治十八年(1661)以殿试二甲第四十二名考取进士,例选刑厅,进入仕途。孙蕙生而逢时,碰上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时代:清王朝入主北京,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,基本上统一了全国,开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。顺治、康熙两代皇帝启后承前,任才便能,是励精图治的治世明君。康熙初年面临的天灾兵患、明末遗弊,三藩叛乱,收复台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,为孙蕙提供了施展才能济世救民实现抱负的舞台。

不辞劳瘁兴利除弊 强项抗命善政惠民

康熙八年(1669),清王朝裁撤刑厅,孙蕙改授宝应县知县。宝应县唐朝以前称安宜,地处苏北淮河下游,地势低洼,经常发生水患。当时,夺黄入淮,一旦患水,河、淮共注,其势“波浪滔天,天日为之无色,万斛巨舰,触石立碎。”而且宝应面临大运河,过往官员络绎不绝,供应繁巨,称为“冲疲灾邑”。《宝应县志)记载:康熙七年(1668)大水,沥青沟决口,决口之次日地震,“又狂风十余日,卷巨浪至城下,村落庐舍俱为巨浸”;次年,高邮清水潭决口,宝应境内“淹没如前”,康熙九年,清水潭决口仍未堵塞,宝应“田庐仍没于水”,百姓流离失所,哀鸿遍野,—派大灾之年的混乱景象。

孙蕙前面的几任县令,一个比一个贪,他们不恤民苦巧立名目,苛税滥役高于正税十余倍,严逼催科,把连年水灾的宝应县搞得是民不聊生,满目疮痍。孙蕙到任,面对“数年已竭之民力.从来未有之奇荒”和“千寻巨浪漫荒塍,落日西风闻野哭”的凄凉景象,立即奋力救灾:为民请蠲请赈,广设粥棚,招徕抚绥;革除旧有的马户、官农、更夫、长接、马饭等杂税滥役,并立石永禁,还就恢复生产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经近两年的苦心经营,宝应情况有了好转。由于政绩突出,能声上闻,上台嘉许。康熙十年(1671)春,孙蕙又被委以兼管高邮州事的重任,一身管两县政事。六七年间,孙蕙在宝应、高邮不辞劳瘁,勤政图治,“专以爱民为急,不自计利害升沉”,以他精细干练的济世之才,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。

当时,淮扬一带多处决口未及堵塞,孙蕙以长远的眼光上书陈情:高、宝诸县被淹没的田地,冬春两季暂时干涸,夏秋两季复被淹没,如不抓住时机垦荒,久而久之,田地沟漕、阡陌庐舍尽被泡毁,而草莽杂荆却生长畅茂,即使将来大堤修成,田地不再被淹,但若披荆斩棘垦荒重建,必定非常困难;他建议,政府应以三年不征税为条件,广泛招徕流民,鼓励农民积极垦荒。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允准,并在淮扬各县广泛推广,流移百姓能安居乐业,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。孙蕙一方面救灾垦荒,一方面修堤筑坝疏浚河道治理水患,为了不劳民伤财,孙蕙精细匡算,“一石一木,不敢玩忽”;“此河工不可一日无官者也”;他办事认真,实心卖力,日夜在治河工地指挥兼催,“恒十日而在河干者八九”,以至于其父千里迢迢到宝应县衙来看望,他却累病在工地十多天不能起床。治河工程“前后节省帑金努万,故年来安然无恙云”。

他忧国忧民,凡于国于民没有好处的旧有弊政,他必定上书予以革新。明朝时在安徽凤阳设粮仓,主要用于护卫明皇军队的给养,高、宝诸县每年都要把征调来的粮食经运河、淮河运往凤阳,水长路远,又涉洪泽湖波浪风险,百姓被此项差役压得痛苦不堪。清王朝建立后,裁撤护陵军队,凤阳粮仓照设如故,但仓粮已主要是供应淮河下游护卫漕运的军队食用,高,宝诸县百姓则仍然要由淮河运粮到凤阳,而护漕准军却要从凤阳再把粮食运回来。孙蕙明察其弊,上书奏请:以高、宝诸县粮食直接运往护漕淮军,无须再达凤阳。此请深得民心和朝廷嘉许,既解除了淮军由凤阳回运粮食的添足之劳,最重要的是永远免除了高、宝百姓三百年来的长途劳役之苦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凤米改淮”的故事。

康熙十二年(1673)三藩叛乱,清朝大军南征,沿途各县差役供应聚然加重,高、宝两县濒临运河,水陆要冲,“南北差使势若云集”,过往官员、军队所需车(轿)马船夫,比平时繁巨百倍,有的甚至骚扰驿站,行凶勒索,官民不堪其苦,处理不好,会引起地方与车队的矛盾,影响前方战事。朝廷旧例,驿站民夫完成差役给银一钱—分,但往往拖一、二年不能兑现,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。更糟糕的是,政府怕耽误了官差,往往差务未到,就事先把民夫集中关押起来,数日,甚至数十日不得外出,妻儿老小还要早晚送饭伺候。以故“招用”“一夫,民间费至一、二两不等”,而最严重的是耽误了老百姓的农事生产。老百姓无不避而远之。为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和不影响前方战事,孙蕙认真调查预算,高、宝两县每月各需水、陆民夫可六七百人,通过借贷,事先如数发给银两,令他们在家坚持生产,差务一到再行集合,老百姓既接受了官银,得到了实惠,又不误生产,集合之日,没有一个敢迟到误事的。孙蕙此举.保证了三藩叛乱和收复台湾期间,年年“兵数十过而民无扰。”为稳定后方和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。

孙蕙在高、宝两县的惠政,最为人称道的是康熙九年(1670),他因河工一事而强项抗命。由于洪水泛滥,运河河道淤塞,严重影响了漕运,河道都御史罗多严令宝应县征集七千多民夫疏浚河道,限四十日完工。孙蕙念大灾之年百姓已困苦不堪,不忍驱迫,只征集了少量民夫,进度缓慢。罗多非常恼火,声言要弹劾孙蕙。淮扬道副使张万春劝孙蕙“以贿营救”,而百姓齐呼:“奈何以吾侪累使君”、“我侯爱民如此,忍坐视耶!”“一夜群呼,集众万人”,奋力挑浚,数十里漕渠三昼夜工成。罗多惊喜得说“向闻宝应令能声,果非虚语矣。”事后,宝应百姓还专门绘制了—幅《浚河图》,并刻于石碑,以志不忘。河工抗命,使孙蕙能声上闻,贤名远播,为他以后在高、宝两县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磊落洞达一身正气 在朝廷敢言特立独行

康熙十四年(1675),孙蕙以政绩卓异行取入都,擢升户科给事中,两年后,又升为掌印事中。作为康熙皇帝身边的朝廷重臣,“掌言路,监察百司,弹纠百官”,孙蕙依然坚持清白为荣、忠贞爱民、勤政负责的为官原则,直言朝廷和社会时弊,向康熙皇帝提出了许多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影响的条条奏疏建议。清朝建立后,仍沿用前代的世袭恩荫制度,孙蕙上书认为,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执掌刑法、断狱、监察、弹劾、考核的衙门不宜用“任子”为官,即这些部门不能世袭为官。因为,官官相为,世世相交,势必结成纵横交织、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,势必产生徇情枉法的腐败现象。所以,此奏疏一上,“圣祖(康熙)深然之。”孙蕙还多次上书奏请:免除陕西等边远省区,因山高路险运粮艰难的数十万税银,“皆得旨如所请行”,从而大大减轻了这些省区老百姓的负担。康熙皇帝向内阁们说:“蕙可谓言无妄发者也。”又说“蕙条奏详明,真谏臣也”。孙蕙立朝守正,为人磊落耿直,“谈论侃侃,客有所请托,恒不能出口而止”。孙蕙以清风亮节白励,不愧是“直声动朝野”的直谏名臣。

尊重人才朋友唯贤 诤友蒲翁知己佳话

孙蕙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。在宝应时,“公余,延士子课之,多成名士。”门人王式丹,连中两元(会元、状元),“时人以为盛事。”孙蕙先后担任过江南乡试同考官和福建乡试大考官,严格选才,公正严格,所取之士“多相继飞腾”。他尊重和重用人才,对达官贵人,从“不肯有所屈”,而对文学名士,则“降气讨交”。康熙九年(1670)秋天,孙蕙邀请同邑友人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到宝应县做幕宾,他佩服蒲松龄渊博的知识和绝世才华,同情蒲松龄数应乡试未中,家境又非常贫困的窘境,邀他做幕帮办文牍,既是尊重重用,又有经济上的帮扶,蒲松龄对孙蕙给予的同情与关照非常感激:写诗赞誉孙蕙之于他是“赖有孙阳怜瘦骨”,如同伯乐(孙阳)怜千里马。蒲松龄到南方做幕一年,孙蕙待他情同手足、亲如兄弟,为官又清廉勤政,所以,蒲松龄也视他为知己,不仅敬重孙蕙,而且对孙蕙的为官苦衷极为同情、担忧:“故人憔悴折腰苦,世路风波强项难”,“才人吏治压江城,深夜穷愁华发生”。并抒发了“欲从河海斩长鲸!”要与孙蕙休戚与共的热血情怀。患难中两人结成挚友,并且逐渐升华为信友、诤友。一年后,蒲松龄回归故里,孙蕙专门写了推荐信让他带回,以其帮助他在次年的山东乡试中实现科举梦,但蒲松龄依然名落孙山,铩羽而归。事后,孙蕙致信蒲松龄表示安慰、鼓励,“兄台绝顶聪明,稍一敛才攻苦,自是第一流人物。”进而批评他“惟期砥励进修,——于愿足矣。”要求他收敛谈鬼说狐的才气,专心科举才能博得功名,批评委婉中肯,虽不免偏颇,但对蒲松龄前途表示关切,善意可鉴,孙蕙长年在外做官,疏于对家奴仆役的管理,家奴、仆役仗势横行乡里,导致了乡里怨忿,为了维护孙蕙的名声,蒲松龄以诤友身份,写了著名的《上孙给谏书》,语言虽尖刻,但字里行间肝胆俱现,孙蕙深知其良苦用心,胸怀豁达信而不疑,“得书惊叹,立饬其下,皆敛戢迹。”朋友之情老而弥笃,不愧是良友、信友、诤友。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孙蕙父亲去世,他归家守制。由父、祖教养成人的孙蕙,对父亲逝世悲痛欲绝,不能节哀保重,以致哀伤过度一病不起,康熙二十五年(1686)春,病卒于家。

诗品官品人评说 名彪清史当之无愧

孙蕙一生浩气英才。所著《笠山诗选》、《历代循良录》被辑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其《安宜治略》、《笠山奏议》、《心谷制艺)》、《感应笺注》等著作,有的散佚流失,有的被后世许多文化机构收藏。其诗“恬谈冲和,诗格清丽,无尘俗之气,”尤其那些以天灾人祸为背景,描写官府催逼之下,广大灾民被迫卖儿鬻女、家破人亡的悯农诗,即有杜甫之诗风,又兼白居易之朴实:“安易罹灾亦云酷,鱼龙竞夺农夫屋。千寻巨浪漫荒塍,落日西风闻野哭。”沉重悲凉而又通俗晓畅,描绘出—幅流离失所、暗无天日的灾民图景,寄寓了作者的无限同情,因此其诗被《清诗别裁》《晚晴移诗汇》等多种诗集选载。王渔洋评价其诗,“虽古作者无以加”,足见孙蕙诗品之高。

孙蕙为官,“处江湖之远”(地方官),勤政爱民,贤名远播遐迩。现存蒲松龄南游期间代孙蕙草拟的九十多篇书启、公文及南游之所见所闻而生发的大量诗文,孙蕙离任以及逝世后的康熙朝《宝应县志·名宦》,进士出身的宝应人乔莱所撰之《孙蕙传》,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淄川县志》等大量史料,都对孙蕙在高、宝两县赈济灾民兴利除弊,典当借贷以充公用,强项抗命拯民水火的诸多善政褒扬有加,客观真实地树立了孙蕙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清官形象。

 

孙蕙“身居庙堂” (在朝) ,磊落耿直,浩然正气。不与贪官为伍,不以权谋私,刚正不阿,“直声动朝右”。其言行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清官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思想。王渔洋评价孙蕙:“君为人磊落洞达,见义必为,有贲育之勇,而坦中无城府。尤不喜边幅龌龊,伸眉抵掌,意豁如也。自予举礼部里居,时君扰为诸生,则已知君异时必为廉吏,为谏官,为占遗直。洎君举制科,登禁近、前后二十年,而予言始信。”同朝首辅张玉书说:“树百年身玉立,风裁岳岳,不屑诡随从人——以道律身,以公报国。——此树自立朝,直声所有,翁然闻于中外者欤。”两位甲羽上司的评价,可谓客观公道、真实不虚,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孙蕙的赞赏褒奖、鼓励鞭策。孙蕙官品之高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作为一代清官廉吏,直谏名臣,孙蕙其人其事流播深远。尤其在呼唤清官的社会背景下,总会有许多宣传清官思想的著作或文章把孙蕙收入其中,作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。最为典型的如民国三十六年(1937),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,著名史学家蔡冠洛先生编著的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,孙蕙就名列该书的政治名人栏目。在蔡先生心目中,清朝二百六十多年历史,具备名人资格的也就是七百余人,而孙蕙就名列其中,名彪清史,当之无愧!(淄博市廉政在线 作者:淄川区昆仑镇 孙启浩 孙兆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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